魏晋道教易学发展趋向——《道教义理学综论·道教易学》之一节
作者：李养正
在道教思想史上，每有因社会《周易》学学风的变易，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影响道教义理之学的发展。汉以后，由于《周易》学风不断有所拓新，道教局部义理亦如影随形，在其思想影响下产生新的旨趣。因此，这种思想观念的转移，具有时代性阶段性与历史的连续性，其实这正是道教易学发展的轨迹。
（一）自东汉迄于东晋，道教摄融易学，主要体现在烧炼金丹、黄白方面。后人一般称之为外丹冶炼学理论（其中亦涉及宇宙本原说）。在此阶段，道教范畴内著名的炼丹士群体有三：一为天师道张道陵及其弟子王长、赵升；二为金丹道魏伯阳及其弟子徐从事、淳于叔通；三为江南茅山道左元放、葛玄、郑隐、葛洪。东汉道教开始援汉易入道，《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为道教易学奠立了基石。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派易学飙起（王弼著有《周易注》及《周易略例》），旨在忘象求意，得意忘象的玄学派易学“义理派”，取代汉易以卦气说为主体的孟、京易学“象数派”，成为当时被社会所热衷的易学。不讲互体、卦气、卦变、纳甲，排斥汉易孟、京象数之学，转向以老庄玄学观点“自然无为”解易。这给当时的易学之风以深刻影响。王弼《周易略例》中说：“……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在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为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唐孔颖达、明黄宗羲对王弼玄学派易学皆有所评论： 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 河北学者罕能及之。
（孔颖达《周易正义序》）
有魏王辅嗣出而治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
（黄宗羲《象数论序》）
正是在魏晋玄学派易学显扬的时代学风影响下，东晋神仙学家、炼丹家葛洪摈落了以汉易象数、卦气说为原理的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中称为《魏伯阳内经》），建构了不讲卦气、卦变、纳甲的新的神仙金丹道理论。
葛洪曾在所著《抱朴子内篇·释滞》中，道出他对《易》的看法，说：
九圣共成《易经》，足以弥纶阴阳，不可复加也。今问善《易》者，周天之度数，四海之广狭，宇宙之相去，凡为几里？上何所极，下何所据，及其转动，谁所推引？ 日月迟疾，九道所乘。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纬盈缩，冠珥薄蚀。四七凌犯，慧孛所出。气矢之异，景老之祥。辰极不动，镇星独东。羲和外景而热，望舒内鉴而寒。天汉仰见为润下之性，涛潮往来有大小之变。五音六属，占喜怒之情。云动气起，含吉凶之候。碝、枪、尤、矢，旬始降绎。四镇五残，天狗归邪。或以示成，或以正败。明《易》之生，不能论此也。
认为《易》即使能表达明白自然天象的产生与变易，但也未能论说仙道可求之事，“天地至大，举目所见，犹不能了，况于玄之又玄，妙者极妙者乎”？在他的心目中，传统的《周易》同样如《五千文》“皆泛论较略……，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否定了《周易》对仙道金丹的直接指导价值。葛洪适应社会学风潮流，高唱“玄”为宇宙本原，“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抱朴子内篇·畅玄》）。葛洪不拘囿于汉易卦气说，但是他在实际上却采取了玄学派易学的“唯变所适”的新说。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中说： 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夫时有泰否，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葛洪以金丹、金液、黄白、仙药炼制者的务实态度，在他所著《抱卦子·内篇》的《金丹》、《仙药》、《黄白》等篇里，具体地列述了炼丹制药所用的矿、植物品类原料数十种，如：铜青、丹砂、水银、雄黄、碞石、戎盐、牡碤、赤石脂、滑石、胡粉、赤盐、曾青、慈石、雌黄、石流黄、黄铜、珊瑚、云母、铅丹、丹阳铜、淳古酒、冰石、金化石、明珠、太乙禹馀粮、石桂、石英、石脑、石碦、松柏脂、茯苓……等等；他还详细地记述了炼制金丹、仙药、黄白等的配料品类与数量，炼制方法以及炼制过程中的物态变化（化学反应）；任其自然物性，九转九变，观察适时以应变。撇开其神仙家信仰，仅就道教“炼丹术”一事来说，葛洪用务实的态度进行不懈的实验与积累经验，使炼丹术明朗化，可操作性强，摆脱了已往充满神秘，隐晦难解的迷障，向科技实验贴近了一步，从而使道教炼丹士所掌握的原始冶炼术从理论到方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从南北朝迄于唐代，易学文化园地依然是义理派与象数派两花并存竞放，其间虽各有抑扬，存在分岐，但彼此亦非固执墨守。诚如朱伯碷《易学哲学史》上册第四章第三节《关于玄学派和象数派的论争》中 所说：“南朝的玄学派，虽辞尚玄虚，但对汉易中的象数之学，如卦气说，亦非一概排斥。北朝的易学家亦非不讲虚无的理论……。南北朝易学中两大流派虽有斗争，同时又出现了相互吸收的趋势。”在南北朝有影响的解《易》之作，有梁武帝肖衍的《周易大义》、《周易系辞义疏》、《周易讲疏》（均己佚）、周弘正的《周易义疏》、张讥的《周易讲疏》，均主要取王弼玄学派易学之义。唐代，文化事业繁荣，诸子百家学说争鸣（佛学、玄学、道家道教之学亦在其内）。唐太宗时，有孔颖达撰《周易正义》，采王弼和韩康伯之易注为旨趣，推崇义理派易学。此书《序》言说：“奉敕删定，考察其书，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他对两汉以来的阐易成果作了一次规范性梳理，使之成为官方易学。继孔颖达《周易正义》之后，有崔憬撰《易探玄》，以卦象乃是《周易》根本，天地人之道皆体现在卦象之中，圣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即表现于卦爻象与卦爻辞中。他采取象数派易学立论，与义理派易学相抗衡。又有李鼎祚撰《周易集解》，他集汉易系统中象数派的注释，以纠孔颖达《周易正义》之偏，并立“元气碨碩，三才成象”之论，否定王弼以“贵无”解易之说。
在这一段时间内，道教义理学方面的主要变易与发展是：１、三洞（洞真、洞玄、洞神）经教部类的形成；２、以《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为代表的上清经系，以《灵宝度人经》为代表的灵宝经系，以《三皇内文》为代表的三皇经系等三大经系的出现；３、科仪的规范与义理性的深化；４、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茅山宗的产生；５、重玄学的兴起与“老”“庄”“易”“佛”思想的揉合。６、葛洪神仙理论与丹道脱颖而出。
在丰富多采的学术思想相互争鸣、相互影响的时代，有所融合也便会有所拓新，促进着易学的发展，也扩大和加深着其影响的层面。道教义理之学在上术变易与发展中，为增饰其信仰的哲理化，渲染其神秘与庄严，也依然保持着援易入道的作法，借助易学以发展和宣扬道教在哲学、炼养功法以及科仪等诸方面的义理。如 ：
十六国时期，有成汉道士、四川青城山一带天师道首领范长生，撰《周易注》（见李鼎祚）《周易集鲜》）。成汉国君尊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道士中能注解《周易》者虽属凤毛麟角，但作为地区天师道领袖的范长生能为之，足见《周易》在天师道信徒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与研究《周易》的殷切。 肇始于东晋而完成于南北朝的《灵宝度人经》（共６１卷），经中确立了一条重要的道教教义，即“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突出强调了道教“重人贵生”，亦即重视生命价值的教旨。《老子》及神仙家虽然皆素重“长生久视之道”，但《周易》中“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传）的重生观念，是对道教此条重要教义的形成具有较大思想影响的。《灵宝度人经》内容共六十一品，其中天地八维安镇国祚品，永延劫运保世界升平品、消穰灾祥品、阴阳化生品、太一元精品、日精阳明品、月华阴景品、阴阳离合五行化礼品、神变气化品、五行顺治品、五方正气品、腾曜二景五星品、九宫仙籍品等，皆与《周易》、《易纬》有内在思想联系。《度人经》中有《灵书中篇》，道教学者颇多关注，亦多申疏解，均认为与象数易学有关联。《道藏》洞真玉诀类有肖应叟《度人上品妙经内义》卷五中撮其要义说：《灵宝中书》“所标白字乃卦眥法象、节候时晷。先真谓此《灵书》合于大《易》六十四卦。此经在天地之先，在有卦之前。西王母以‘九日导乾，坤母东覆，两卦显之。故乾坤二卦始于此。继以屯、蒙，终于既、未，为造化之纲维也。次列六十甲子于下者，明眥数始终循环也。次系月建节候十二卦者，以表一年阴阳代谢，寒暑推迁也。复别朔望盈亏者，以明一月也。又标十二时辰者，以准一日火候，水符进退也。”《度人经》虽多隐语，但与象数易学有关联则属显然。
《灵宝度人经》最后部分载有《太极真人颂》，葛巢甫撰《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陆修静《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一说：“灵宝之教，秘而不传，口口相授，太极仙人始笔之书，著《敷斋威仪之诀》。”陶弘景《真诰》卷五《甄命授第一》中说：“道者混然，是生元眥。元眥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父母，道之奥也。”皆运用“太极”一词，而“太极”一词则出自《系辞上传》：“是故《易》有太极。”陶弘景语则本于“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陶弘景改“易”为“道”。在《华阳陶隐居集》卷下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之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这都体现道教对《周易》的重视与极力亲附、磨合的趋向。
（作者为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 著名道教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