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研究综述
作者：李申 转贴自：《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学术界有人认为儒教是我国古代政教一体、始终居主导地位的宗教。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有为等改良派思想家在鼓吹政治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儒教的改革计划。其要点是仿照基督教的模式，更广泛地修建孔庙，并允许人人祭孔。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废除了帝制，也废除了和帝制联为一体的祭天祭孔活动，儒教失去了它的物质载体。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等人组织了孔教会。强调孔教就是儒教，孔教和儒教的区别，仅是由于帝制的不存在，不能再以皇帝的始祖配天享受祭祀，而主张由孔子配天享受祭祀。孔教会要求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将孔教定为国教，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孔教会的要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是儒教，也是孔教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以孔教为国教，就要有君主，也就是要复辟帝制，这是当时进步人士绝对不能允许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指出，传统所说的儒教，只是教化之教，而不是宗教之教。他们不承认孔教也是宗教，因而不给孔教会以信仰自由。到1937年，终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下令，取消了孔教会，迫使它改名为孔学会。
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派人物是中国新文化的始点，他们的论断也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并且经过中国学者影响到国外。从那时起，中国古代是个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不同的、不以宗教为指导的国家的论断就成为定论，中国学者也常以此自豪，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述中国文化和其它文化，首先是从西方文化的异同，来谈论新文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
论者认为，由于近代社会诞生之初，西方教会对新派科学家的迫害，使宗教在数百年中被进步人士视作仇敌，造成这样的局面，首先是西方教会的责任。接受西方新的思想，把科学作为一切是非标准的中国新派学者，对宗教也采取排斥的态度。新中国建立以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宗教也很少有人研究。
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进而引起了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首先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的强烈愿望。
随着宗教研究活动的深入，对宗教和哲学都有深厚造诣的任继愈先生发现，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不以宗教为指导的国度。他指出儒教就是中国古代的国教。
1978年年底，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先生首次公开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论断。1979年，在太原召开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哲学史首次全国性会议上，任继愈先生又发表了同样的意见。同年，任先生访日，作题为儒学与儒教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于1980年加以修改，以《论儒教的形成》为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该文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本来就是继承了商周时代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又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在汉代，第二次在宋代。经过改造，孔子被作为宗教教主，儒家学说被改造成了儒教。儒教以天地君亲师为崇拜对象，以六经为经典；它有自己的宗教礼仪，那就是祭天祀孔的仪式；它有自己的传法世系，那就是儒家的道统论；它不讲出世，但追求一个精神性的天国；它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但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因此，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宗教神权的统治，因为儒教本身就是宗教。他还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人类还不能摆脱宗教思想的全面统治，中国古代也不例外。1980年，《中国哲学》第三辑发表任继愈先生《儒家与儒教》一文，该文进一步指出，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儒教的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儒教把宗教社会化，使宗教生活渗入到每一个家庭。朱熹是儒教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儒教思想体系。此后，任继愈先生又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第5期连续发表了《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两文，进一步从世界史的广阔视野指出，儒教在中国的诞生，乃是历史的必然。董仲舒独尊儒术，还只是儒教的雏形；宋明理学，才是儒教的完成。并深入分析了朱熹学说的宗教性特征。
这些文章从一个对近代人来说是全新的视野来观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术界以及社会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由于儒教非教说的长期影响，要人们接受儒教是宗教说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学术界，首先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许多学者都在自己的论著里表示了对儒教是宗教说的批评意见，而几乎没有一个学者表示支持。反对的意见指出，儒家不信鬼神，不能说它是宗教；儒家是入世的，不讲彼岸世界，不能说是宗教；儒教没有自己的宗教组织，也没有自己的宗教礼仪，不能说是宗教。也有的文章指出，儒家学说在历史上起着宗教的作用，但它自身不是宗教，最多可说它是一种准宗教，而且正由于它起了宗教的作用，也就使宗教不可能在中国古代成为统治思想。
1990年，牟钟鉴在《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发表《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一文。该文指出，中国古代在佛、道二教之外，还存在一个正宗大教。这个大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比佛、道二教要重要得多。该文详细描述了这个大教的神灵系统，但不承认它是儒教，而认为它是国家官吏系统的宗教，与儒家无关。
1991年，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序言中指出，中国古代以在天坛祭祀的昊天上帝为至上神的宗教体系，就是儒教。儒教尊奉的天地君亲师的天，就是天佑下民、天讨有罪的天，是万物的主宰，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同时，序言还批评了学术界对人格神理解的狭隘。1993年，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与世界上许多文化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孔子和中国古代思想，都没有抛弃作为至上神的天。儒家的伦理、心性问题，其源头在天，是天道演化的产物。研究者只注意儒家对人事和政治的言论，抛弃对儒家有关天的言论，是将儒家拦腰砍断。这是在宗教学界最早支持儒教是宗教说的公开言论。
1994年，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经过激烈争论，决定将儒教入典。计词条约350，字数约50万。该词典大约于1998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994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申主编的《中国古代宗教百讲》，该书包括儒教、佛教、道教、原始宗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其中儒教约占四分之一篇幅。1995年，李申在《世界宗教研究》第二期发表《关于儒教的几个问题》，对十多年间学术界对儒教是教说的批评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该文指出，孔子虔诚地相信天命鬼神，儒者们也都把昊天上帝作为自己信仰的至上神。儒者研究政治伦理诸问题，是在奉行上帝所赋予的治、教民众的责任。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儒家特别重视的礼，就是儒教的礼仪。儒教是一个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本质都完全合格的宗教。
从1983年至1994年，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和隋唐卷共四卷。先秦卷序言明确指出，儒教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构成了儒教的思想基础。儒教以儒家的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加上烦琐的逻辑思辩的论证，形成了一个体系严密、规模庞大的宗教神学结构。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将四者融合为一体。这个序言表明，《中国哲学发展史》已自觉地在儒教是教说的指导思想之下进行工作。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也开始有人承认或半承认儒教是宗教说。他们说儒教是准宗教或半宗教，有的也明确承认儒教是宗教。这些文章多是在论述其它问题时顺便提及儒教问题，明确支持儒教是宗教的言论还不多见。1996年，谢谦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1996年第五期发表《儒教：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一文，指出，儒教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孔子及其儒家则是传教者，儒家之于儒教，非常类似西方神学之于基督教。这是在传统文化领域明确支持儒教是宗教说的第一篇专论。
1996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召开儒教问题讨论会。会上表示支持儒教宗教说。同年九月，在为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成立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李申发表了《中国有一个儒教》的论文，该论文在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得到了北京大学一些学者支持。
通观儒教是教说在近20年间的发展状况，虽然到此文写作时为至，明确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学者在整个学术界还屈指可数，但儒教是教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所理解，所支持，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
二十年来的儒教研究
作者：李申 转贴自：《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这是涉及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根本问题之一，但这又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儒教是教非教问题的争论，从一个侧面说明认识我国国情——尤其是文化国情和宗教国情的复杂性。本文所介绍的，是近二十年来有关“儒教是教非教”问题的争论情况，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进而启发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和对宗教工作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主张“儒教是教”说的学者们认为，儒教是中国古代政教一体、始终居主导地位的宗教。儒教诞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完成于南宋程朱理学兴隆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取消了国家元首祭天的礼仪，儒教就失去了物质载体。但这项研究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儒教是教说的提出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有为等改良派思想家在鼓吹政治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儒教的改革计划。其主要之点是仿照基督教的模式，更广泛地修建孔庙，并允许人人祭孔。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废除了帝制，也废除了和帝制联为一体的祭天祭孔活动，儒教失去了它的物质载体。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等人组织了孔教会。孔教就是儒教，孔教和儒教的区别，仅是由于帝制的不存在，不能再以皇帝的始祖配天享受祭祀，而主张由孔子配天享受祭祀。孔教会要求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将孔教定为国教。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孔教会的要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是儒教即孔教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以孔教为国教，就要有君主，也就是要复辟帝制，这是当时的进步人士绝对不能允许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指出，传统所说的儒教，只是教化之教，而不是宗教之教。他们不承认孔教也是宗教，因而不给孔教会以信仰自由。到1937年，终于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取消了孔教会，迫使它改名为孔学会。
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派人物是中国新文化的始点，他们的论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并且经过中国学者影响到国外。从那时起，中国古代是个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的、不以宗教为指导的所谓“非宗教国”（陈独秀语）论断成为定论。中国学者也常以此自豪，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述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首先是和西方文化的异同，来谈论新文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
由于近代社会诞生之初，西方教会对新派科学家的迫害，使宗教在数百年中被进步人士视作仇敌。应该说造成这样的局面，首先是西方教会的责任。接受西方新的思想，把科学作为一切是非标准的中国新派学者，对宗教也没有友好的感情。新中国建立以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宗教也很少有人研究。在1949到1965十数年的时间中，只有任继愈先生等少数学者写过少数几篇研究宗教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进而引起了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首先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的强烈愿望。任继愈先生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代表人物。
任继愈先生深入修习过西方哲学，此后就长期研究中国哲学。由于他对中国佛教研究的成就，奉命组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使他有可能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宗教问题。随着对宗教研究的深入，对宗教和哲学都有深厚造诣的任继愈先生发现，中国古代并不是个“非宗教国”。儒教，就是中国古代的国教。
1978年年底，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先生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了“儒教是教”的论断。1979年，在太原召开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哲学史首次全国性会议上，任继愈先生又发表了同样的演说。同年，任先生访日，作题为“儒家与儒教”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于1980年加以修改，以《论儒教的形成》为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该文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本来就是继承了商周时代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又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在汉代，第二次在宋代。经过改造，孔子被作为宗教教主，儒家学说被改造成了儒教。儒教以天地君亲师为崇拜对象，以六经为经典；它有自己的宗教礼仪，那就是祭天祀孔的仪式；它有自己的传法世系，那就是儒家的道统论；它不讲出世，但追求一个精神性的天国；它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但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因此，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宗教神权的统治，因为儒教本身就是宗教。该文还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人类还不能摆脱宗教思想的全面统治，中国古代也不例外。1980年，《中国哲学》第3辑发表任继愈先生《儒家与儒教》一文，该文进一步指出，“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儒教的“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儒教把宗教社会化，使宗教生活渗入到每一个家庭。朱熹，是儒教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儒教思想体系。此后，任继愈先生又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第5期连续发表了《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两文，进一步从世界史的广阔视野指出，儒教在中国的诞生，乃是“历史的必然”。董仲舒独尊儒术，还只是儒教的雏形；宋明理学，才是儒教的完成。并深入分析了朱熹学说的宗教性特征。
这些文章从一个对近代人来说是全新的视野观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术界以及社会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由于“儒教非教”说的长期影响，要人们很快接受“儒教是教”说是困难的。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学术界，首先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许多学者都在自己的论著里表示了对“儒教是教”说的批评意见，而几乎没有一个学者表示支持。反对的意见指出，儒家不信鬼神，不能说它是宗教；儒家是入世的，不讲彼岸世界，不能说是宗教；儒教没有自己的宗教组织，也没有自己的宗教礼仪，不能说是宗教。也有的文章指出，儒家学说在历史上起着宗教的作用，但它自身不是宗教，最多可说它是一种准宗教，而且正由于它起了宗教的作用，也就使宗教不可能在中国古代成为统治思想。
二、对儒教是教说的争论
1990年，牟钟鉴在《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一文。该文指出，中国古代在佛、道二教之外，还存在一个“正宗大教”。 这个大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比佛、道二教要重要得多。该文详细描述了这个大教的神灵系统，但不承认它是儒教，而认为它是国家官吏系统的宗教，与儒家无关。
儒教是教的第一位支持者，是何光沪。何于1988年发表《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明确论证儒教是教。此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又坚决而明确地赞同儒教是教说。1991年，何将论文整理为《多元化的上帝观》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导言中指出，中国古代以在天坛祭祀的昊天上帝为至上神的宗教体系，就是儒教。儒教尊奉的“天地君亲师”的天，就是“天佑下民”、“天讨有罪”的天，是万物的主宰，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同时，序言还批评了学术界对人格神理解的狭隘。1993年，赖永海在《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与世界上许多文化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孔子和中国古代思想，都没有抛弃作为至上神的天。儒家的伦理、心性问题，其源头在天，是天道演化的产物。研究者只注意儒家对人事和政治的言论，抛弃对儒家有关天的言论，是将儒家“拦腰砍断”。这是在宗教学界最早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公开言论。
1994年，由任继愈作主编、主要由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学者为编委，开始编纂《宗教大辞典》，经过激烈讨论，决定将儒教入典。计儒教词条约350条，字数约5万。
1994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申主编的《中国古代宗教百讲》，该书包括儒教、佛教、道教、原始宗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其中儒教约占四分之一篇幅。1995年，李申在《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发表《关于儒教的几个问题》，对十多年间学术界对“儒教是教”说的批评作出了回答。该文指出，孔子虔诚地相信天命鬼神，儒者们也都把昊天上帝作为自己信仰的至上神。儒者研究政治伦理诸问题，是在遂行上帝所赋予的治、教民众的责任。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儒家特别重视的礼，就是儒教的礼仪。儒教是一个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本质都完全合格的宗教。
从1983年至1994年，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和隋唐卷共四卷。其先秦卷“序言”明确指出，儒教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构成了儒教的思想基础。儒教“以儒家的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加上烦琐的逻辑思辩的论证，形成了一个体系严密、规模庞大的宗教神学结构。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将四者融合为一体”。这个序言表明，《中国哲学发展史》已自觉地在“儒教是教”说的指导思想之下进行工作。该书对儒教是教指导思想的贯彻，在以后将陆续出版的宋元、明清和近代卷中，会更加自觉。
三、儒教是教说的传播和发展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之交，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也开始有人承认或半承认“儒教是教”说。他们说儒教是准宗教或半宗教，有的也明确承认儒教是教。这些文章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儒教问题，明确支持儒教是教的言论还不多见。1996年，谢谦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1996年第5期发表《儒教：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一文指出，儒教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孔子及其儒家则是传教者，儒家之于儒教，非常类似西方神学之于基督教”。这是在传统文化领域明确支持“儒教是教”说的第一篇专论。
1996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召开“儒教问题讨论会”。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儒教是教”说的，有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重要学者卓新平、李兴华、任延黎、方广、金正跃等人。同年9月，在为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成立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李申发表了《中国有一个儒教》的论文，在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在会议总结时，儒教是教说得到了北京大学学者刘小峰的支持。
1996年6月12日，《文汇报》发表郭豫适《儒教是宗教吗？》一文，该文认为孔子不信神，儒者们也未把孔子当作神，因而儒教不是宗教。同年9月18日，李申在《文汇报》发表《儒教是宗教》一文，指出儒经中的天命鬼神信仰，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所有儒者思想的出发点。而孔子从汉代起，就被国家列入祀典，和社稷神同级。该文还指出，揭示儒教的存在，是要确认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而只有弄清历史的本貌，才能正确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期发表李申《儒教、儒学和儒者》一文，该文介绍了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指出儒学是儒教的灵魂，儒者们的任务在生前是遂行上帝治理和教化民众的任务，死后以进入孔庙享受祭祀为最高荣誉。国家官吏也主要由儒者充任，儒教国家官吏不仅是一种政治职务，而且是一种宗教职务，他们负责制订祭祀礼仪，对儒教教义、教理作出解释，并履行与自己职位相当的祭祀职能。一个独尊儒术的国家的宗教，与儒者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该文被当年《新华文摘》第6期转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97年8月，在咸阳市召开的“中日韩儒释道三教关系讨论会”上，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引起了极大关注。8月13日，《中国文化报》对这次会议的报道，首先提到的就是关于儒教问题的争论。李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朱熹的儒教新纲领》的论文。该文指出，朱熹最重要的著作是《四书集注》，今本《四书集注》的第一书是《大学章句》。朱熹为《大学章句》写的序言是儒教发展到宋代的新纲领。该序言指出，天降生了下界民众，同时赋予他们以仁义的本性，但是由于气质禀赋的不同，民众们不能都知道自己本性的内容从而加以保全，一旦有聪明智慧、出类拔萃的人士，天就一定会任命他作君主和导师，以管理和教化民众。伏羲、黄帝、尧、舜是这样的人，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也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接受天（上帝）的任命、来管理和教化民众的君主和导师。而教化的目的，就是让民众恢复天赋的善良本性。这就是说，儒学研究治国、教化，都是在遂行上帝赋予的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教是宗教。该论文被收入会议的论文集，即将出版。
1998年《文史哲》第3期开辟专栏，讨论儒教问题，参加者有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等老一辈学者，也有郭齐勇、张立文、李申等中青年学者。张岱年先生不再坚决反对“儒教是教”说，认为孔子学说“具有宗教的功用”，并希望学术界对于“儒教是教”说持宽容态度。季羡林先生则认为，孔子的学说不是宗教，但是后来到处“建圣庙，举行祭祀，则儒家已完全成为一个宗教”。并说从儒学到儒教的转变，和从佛学到佛教的发展极其相似。张立文教授认为，如果超越基督教的模式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则儒教就是宗教。他还分析了影响人们承认“儒教是教”说的四个因素，认为主要是用西方的宗教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也是由于对宗教问题缺乏研究的结果。李申的《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一文，根据历史资料批评了陈独秀以来中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的观点，即“儒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李文指出，“教化”一词首先是由董仲舒提出的，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指宗教的教育。后来的儒者，如朱熹等人，不仅没有改变儒教教育的性质，而且是更加发展了董仲舒的原则。儒教之教就是宗教之教。
《文史哲》的这组文章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这六篇文章，《光明日报》也作了较长的报道。李申的《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还被北京大学学生办的《学园》全文转载。《文史哲》的这组文章，表明中国学术界已经较多地接受了儒教是教说。
1998年底，《中国哲学史》杂志收到苗润田教授《儒学：宗教与非宗教之争——一个学术史的检讨》一文，该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是康有为最先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而这个观点首先遭到了康的弟子梁启超的反对，进而受到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反对，因而是个错误的意见。李申作《儒教研究史料补》，补充苗文道：儒教是个古老的概念，不是康有为首先提出。整个古代，儒者们不认为他们的教和佛教、道教不是同类。清代末年，认为儒教是教的不是康有为一人，而是儒者们的普遍意见，也是儒者们的传统意见。张之洞在他那著名的《劝学篇》中，认为儒教是和基督教、婆罗门教等等同类的宗教；儒者和婆罗门是一类人。京师大学堂创建以后，由教务部制订的《教务纲要》，规定各级学校必须尊孔读经，并且指明，读经就是宗教教育，是和基督教读经一样的宗教教育。因而，历代儒者，包括清代儒者，对儒教的宗教性质是非常明确、并且也从未加以否认的。他们对道教和佛教的批评，也是宗教之间的相互批评。梁启超起初完全同意其师的意见，认为儒教是教；只是从20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才第一个举起批评“儒教是教”说的旗帜。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时所作的《中国伦理学史》，明确认为儒教是教。只是由于后来做了教育部长，新的共和国不能给儒教以信仰自由，才否认儒教是教的。而陈独秀否认儒教是教，也是在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时候，若承认儒教是教，就必须给它以信仰自由；给它以信仰自由，它就要讲君臣父子那一套，这是陈独秀等新派思想家所绝对不能通过的。因此，否认儒教是教，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现在，是平心静气地、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化本来面貌的时候了。苗文和李文，一起发表于1999年《中国哲学史》第1期。
通观儒教是教说在近二十年间的发展状况，虽然到此文写作时为至，明确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学者在整个学术界还屈指可数，但“儒教是教”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所理解，所支持，则是总的趋势。
从本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任继愈先生继续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儒教是教说，这些论文有：《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论白鹿洞书院学规》(载《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从程门立雪看儒教》(《群言》1993年第2期。)，《朱熹的宗教感情》(载《群言》1993年第8期。)等。何光沪也有关于儒教的论文问世。
1996年，《儒教史》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所资助的重点研究项目。1998年中，《儒教史》完成。全书分上下两卷，共约150万字，200幅图片，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描绘出中国儒教的基本面貌及其发展脉络。1999年，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申著《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已分别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2月出版。——编注)